陆敬波委员谈“过度加班”：建立“过劳死”认定体系，严格执法给予当头一棒
新华网上海1月25日电(许超 史依灵) 近期，“996”“007”“715”“白加黑”等过度加班问题已然成为社会的焦点。24日，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敬波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建立科学的“过劳死”认定体系，加大对企业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处罚力度，是给过度加班现象的当头一棒。
近年来，加班已经成为了“打工人”的常态。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1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9小时。在陆敬波看来，劳动者过度加班其实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企业管理者对勤劳与奉献的过度推崇，进而形成的“畸形”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模式较为粗放，时间安排和工作分配不合理；企业盈利模式比例较低，依靠劳动者的“汗水经济”效应。
“我们调研后发现，加班的问题非常普遍，特别在某些行业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过度加班有一系列的危害，短时间内好像是我们自己要奋斗，很多企业也打着奋斗的旗号，甚至贴上了公司文化的标签。”陆敬波说，还有一些企业甚至采用合同协议等方式让过度加班合法化，但其本身的违法性是非常清晰的。
陆敬波表示，从法治层面来看，目前《劳动法》在约束过度加班的方面仍有不足。“员工休假是法律规定的，是员工应当享有的权利，具体则是由劳动法来保护。”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加班？加班不能超过多长时间？如果超过了怎么办？如果违反了怎么去处罚？他明确表示，这应当尽快规制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与此同时，过度加班除了侵害劳动者的休假权利外，还会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陆敬波认为，这也是法律要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一个目的。“从员工个人的角度来讲，如今在职场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亚健康’，其实与过度加班有密切的关系。”从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层面来讲，高强度的加班是一个阶段的状态，更是一个提前透支的做法。陆敬波坦言，让劳动者以短跑的速度去长跑，这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
事实上，过度加班的情况已存在数年。陆敬波认为，严格执法是直接的一种对应，也是对这一现象的当头一棒。从现有制度来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企业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仅会被“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但相对于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物价水平，该处罚力度明显过低，故难以对超时加班起到预防威慑作用。
对此，陆敬波建议，企业在认定加班时间时，不应过度关注工作强度，而应当从受雇主支配的程度来判断，对标准工作时间之外的工作强制培训、受支配程度达一定程度的值班时间要认定为加班，杜绝企业假借培训、值班之名行加班之实。同时，对难以认定为加班的待命时间，也应设定有上限，防止对劳动者的健康产生危害。
同时，陆敬波还建议，企业在完善工时审批制度时，可采取“承诺+审批”相结合的方式，即轻审批、重事中事后监管。他举例，一旦查明企业承诺不实，或以申请特殊工时为名、行侵犯职工行为之实，应予以严厉处罚和失信惩戒。
谈及劳动者为过度加班的维权的“老大难”问题。陆敬波介绍，我国目前与“过劳死”相关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患职业病的”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绝大多数‘过劳死’案件难以被认定为工伤，从而难以确定用人单位的责任。”陆敬波说，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一直以来面临着监察难度较大、执行力度不足、法定处罚力度过低的现实。
因此，陆敬波在今年上海两会的提案中特别建议了，要建立科学的“过劳死”认定体系和标准，明确“过劳死”的概念，并通过立法确认相关责任归属。陆敬波呼吁，对于过度加班这一问题应当“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加强管理，加快转型，提升效率，避免所谓的内转化；另一方面应加快收入分配的改革步伐，从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良心企业。“对于在上海的企业，尤其是在上海本地企业，更应走在时代前列，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一定要跟上去。”
最后，陆敬波说：“上海要建城市的法制，最基本的要求是开启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严格执法便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既要指标，还要指导和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