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国企与产业政策的“阶梯”作用

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开展工业化、在一个后发的国家进行经济赶超，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苦苦求索的梦想，更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要面对的现实考卷。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始终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多数农业为主的后发国家，经济赶超就是一个持续工业化并以此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过程。工业化是每个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这样的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市场自发完成的过程，它充满了政府和市场的彼此互动和相互促进，甚至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正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所展示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十几亿中国人民，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工业化的中国奇迹，走出了经济赶超的中国道路。

十多亿人口的大规模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史无前例地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了中国能量。与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成就密切相关，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预期寿命、脱贫人口比重等多项重要发展指标持续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万亿美元（现价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470美元（现价美元），整体已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新时代的中国工业（制造业），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坐标，也面临着“大而不强”之类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因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做好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研究探索，是时代和形势赋予我们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的当然使命。

从经济学说史来看，伴随着工业化在东西方国家的开花结果，经济学家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这一重要命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伴随着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赶超，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和著作也随之诞生。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当以美国开国财长汉密尔顿、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奥地利籍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俄籍哈佛大学教授格申克龙等为代表。汉密尔顿、李斯特、熊彼特和格申克龙，分别以《制造业报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等传世名作，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经济赶超问题的讨论甚至实施。

国企与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赶超中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以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马祖卡托、张夏准和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赶超尤其是经济赶超中的制度因素（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等）也进行了大量讨论，掀起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讨论热潮。而且，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以各种形式参与这些重要的发展政策讨论。联合国贸发会议2018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副标题就是以新型产业政策命名的，并研究披露了占全球GDP90%左右的经济体都在广泛使用产业政策的重要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度的研究报告，对亚洲经济体起飞过程中的产业政策（尽管并不总是成功）给予积极评价，称赞产业政策引导下的产业发展目标可以更容易地实现。经济合作组织也认为，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市场机制和监管的补充机制，用于解决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目标等。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每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国家都有自己介入经济活动的方式。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某种程度上，国有企业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创造性地发展了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积极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到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引导，多个渠道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弥补了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基于自身实践来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方法论，基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发展经验，也受到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瞩目。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有为的政府是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多样化存在，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现经济赶超并在当下的全球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重要阶梯。公共投资（国有企业）在任何旨在赶超的经济战略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美国开国财长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引领和推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最近两百多年的产业政策传统。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寡头垄断资本、大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而全球寡头垄断资本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从半导体到大飞机，概莫能外。

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和领军企业，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学。时至当下，美国有着非常典型的产业政策体系，产业技术政策（政府研发支出全球最多）和产业组织政策（反垄断政策的悠久历史）为本国企业服务；凭借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群体，美国仍旧拥有全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最大份额，在飞机、集成电路、精密仪器、制药等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这个意义上，后发国家有必要深入了解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和现状，审慎选择和制定发展政策；诚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一再呼吁和建议的：“按我们做的做，别按我们说的做”（Do as We Do，Not as We Say）。

回首过去，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既有优势，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这些“阶梯”的重要作用，已经被新中国成立7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所证明。面向未来，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角色仍旧不可或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努力下，借力“赶超的阶梯”，中国经济赶超的目标必将实现。

（作者系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系作者图书《赶超的阶梯：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国际比较》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