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角变命案，折射乡村治理“三失
近几年，一案多杀等恶性刑事案件在少数农村地区时有发生，暴露出这些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基层组织社会功能失灵，民事纠纷调解和矛盾激化化解工作失效，社会防范失能。这些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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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纠纷是农村恶性事件主要诱因
2020年4月，东部沿海某省一村民董某某因露天排粪等琐事，与邻居发生争执后，持械将邻居及其孙女、孙子伤害致死。2019年2月，南方某地一村民黄某与妻子存在家庭纠纷，将妻子、儿子杀死后跳楼自杀。
“当前农村地区发生的恶性凶杀案件，主要的诱因还是家庭情感纠纷和邻里纠纷。”东部某省一地级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负责人表示，当地2018年以来的100多起命案中，纠纷类命案有90起，占比近85%。在这些纠纷类命案中，有55起为家庭婚恋矛盾所引发、3起为邻里纠纷引发。
基层民警认为，相关案件当事人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遇事不能冷静寻求合法处理途径。这就要求基层组织处理矛盾强而有力，纠纷排查调解和防范机制行之有效。
然而，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农村调解工作虽已配备相应人员，但对民事纠纷的调解往往不够重视和深入，难以及时发现、掌握情况，加以有效化解，为一些暴力案件的突然爆发埋下隐患。
同时，农村治安防控技术手段落后，治安监管存在盲区。
2016年1月15日至17日，中部某省一地方圆20平方公里内连续发生3起杀人案，导致6人死亡、1人重伤。后经调查，这些案件均为当地村民聂某某一人所为。据办案民警介绍，聂某某连续作案期间，仅首次作案后有少量视频监控画面，随后“消失”，给警方破案造成困难。
另外，由于一些农村“空心化”，居住群体以老弱妇孺为主，这一群体警惕性不强、防卫能力不够，基层组织难以组织他们展开“群防群治”工作。
半月谈记者还发现，部分农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心理疏导工作基本处于空白。一些小的矛盾纠纷缺乏有效化解渠道，往往导致一些当事人怨恨情绪持续积聚、升级，最终引发命案。
西部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说，无论起因是情感纠纷还是邻里矛盾，农村恶性命案的凶手落网后，认罪态度往往都很好，但讯问时，他们基本都是痛哭流涕的模样，内心十分委屈，声称自己实在是被逼得不行了，不杀人就无法宣泄心中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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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基层调解组织，提升农村防范能力
受访业内人士建议，真正实现各部门联动，不断完善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机制，积极排查、调解农村家庭、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派出所、司法所等基层组织，对易引发杀人或伤害案件的纠纷，应实施调解跟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量避免“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同时，要加强巡逻防控机制建设，努力降低因矛盾激化引发的杀人案发生。强化对重点区域和部位巡逻控制和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聚众斗殴行凶伤人案件，努力减少因矛盾纠纷引发的激情杀人案件，严防“两抢”、入室盗窃等案件转化为杀人案件。
还须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并对重点人群开展心理健康工作。对农村地区持续加大法治宣传工作的有效覆盖面，提高大家守法和运用法律保护权益的能力；对矛盾纠纷当事人、性格孤僻人群应重点关注，耐心、细致化解矛盾，着力重塑重建乡村治理秩序和规则，化解怨气、戾气，减少引发命案的“导火索”；对发生重大命案的农村及其周边，适当开展心理干预，避免产生效仿效应。
来源：《半月谈》2021年第7期
半月谈记者：方列 双瑞 林浩 伍晓阳 刘懿德 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