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婚”，一个在苏浙地区并不算稀奇的婚姻形式，最近上了热搜。
“两头婚”又被称作“并婚”或“两家并并”，类似于AA制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一般按照事先约定生下两个小孩，随夫妻俩姓各一个，由两个原生家庭各自抚养。在杭州，很多本地青年以这样的形式结婚。经学者专项研究并发布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好奇这种新的婚姻形式。
刘晴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头胎儿子跟妈妈姓，二胎女儿跟爸爸姓。由于她和老公都是本地人，他们是高中同学，彼此交流都用方言，感情基础比较牢固。现阶段经济压力不大，两口子做点小生意即可，平时孩子交给双方老人带，很省心。
在年轻夫妻彼此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两头婚”的探索确实迎合了很多家庭的诉求。但事物都有两面性，“两头婚”是否存在局限与弊端？据记者这几年的观察，“两头婚”存在一些隐忧，并且已经开始浮现。
新老家庭边界感不强
“两头婚”最显在的问题，是很多小家庭和其两个原生家庭之间边界感不强，一衣带水，相当于古时候没有分家的形式，彼此保持了较强的黏性。
这样的影响是，“两头婚”新家庭的独立性会减弱，小家庭的完整性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过年，到底是去谁家里过？小家庭要不要独立买房？如果不商量好，或者商量好了不执行好，都容易起争执。
此外，年轻夫妻的亲密度也会受到影响。去年，刘晴夫妇因为琐事突然闹离婚，小两口当时住在女方家里，事情闹起来后男方家里人也来了。虽然后面他们和好了，双方家长却仍然让他们去离婚，好在后面彼此也消气了，纠纷暂告一段落。
“两头婚”因为追求平等，对两个原生家庭来说，哪一家都不能偏废，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因此两家人起争执的概率会加大。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小家庭不够独立，两个原生家庭却参与度过高。
消费超前，养老吃力
“两头婚”小家庭对两个原生家庭的依赖，在经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城市生活成本加大、年轻人消费超前的情况下，等于由两个大家庭支撑一个小家庭。
另一个朋友董琦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她是普通工薪阶层，但现在已经买了3套房，最近还买了奥迪车。她的消费习惯是“大开大合”的那种，家里有8个价值上万元的包包，既要养孩子，又要自己生活，每个月要还花呗4万多元。这些钱从哪里来的？答案是，来自两个大家庭的帮衬。小两口的父母都是本地农民，做点小生意，有积蓄，但日常收入不多。按照董琦两口子的开销进度，不做些改变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两头婚”的基础大多是本地人，而本地人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甚至有些家庭还是富裕的。在两个大家庭的支持下，很容易养成年轻人消费超前的习惯。
但这是有隐忧的。最近董琦就因为公公患肿瘤住院拿不出钱了，双方矛盾闹得很大。
在两个年轻人提前透支金钱的情况下，未来有4个老人和两个孩子需要他们去支撑，“6座大山”压在身上，眼前的小甜蜜就只能是暂时的，隐忧和焦虑却时常伴随。
新的伦理形式有待检验
孩子怎么相处、两家人怎么相处，“两头婚”形式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全新的，没有历史参照系。
刘晴头胎生的是儿子，跟自己姓，放在自己父母家里养。过了3年生了二胎，是女儿，跟男方姓，放在男方父母那里养。
很明显，刘晴的父母更爱跟自己姓的孩子，而对于女儿的二胎不太关心，老两口文化程度较低，往往爱憎“溢于言表”。
由于“三代单传”，孩子被宠得超乎寻常，事事顺着，现在孩子在学校是“小霸王”，刘晴经常被叫到学校约谈。而每当外孙女来了以后，刘晴父母则不愿意带，形成鲜明对比。有人说，同一个姓都要偏心某一个，不同姓的就更加偏心跟自己姓的了，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作为一种新的婚姻形式探索，“两头婚”需要跟进法律上(诸如继承法)、伦理上、观念上的探索更新。 (文中刘晴、董琦为化名)
本报通讯员 毛一生 记者 陈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