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城市化不能激进

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新冠疫情下来认识中国国情，可能会更加深刻。

新冠疫情正好处于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推迟了返岗上班时间。春节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湖北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复工复产，尤其是沿海出口企业更是在订单压力下强烈要求农民工返岗。有趣的是，农民工对复工返岗却并不积极，原因当然是复工返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迟返岗几个月，收入当然少了，却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城市生活成本。在农村生活，住自己房子，还有耕地，生活消费支出较少。刚开始复工返岗时，全国复工率始终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愿意冒险复工。他们不肯冒险，是因为在家乡生活无忧。

进入三月下旬，农民工开始返岗又遇上欧美国家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取消订单，中国出口导向企业没有订单无法全员满负荷开工生产，进城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再次返乡，还有部分未外出农民工继续滞留农村。

农民工滞留农村，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受到影响。不过，农民工滞留家乡，有农业收入，且在家乡住在自己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他们收入减少了，消费也大幅度降低，他们又没有必须要还的债务。

换句话说，农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机会，虽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那么过不去的事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农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机会，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无论是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效率优先的。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媒体上一片悲观氛围，担心2100万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西方媒体更是想当然认为，一个农民工失业，就有一个农民工家庭挨饿，上亿人挨饿还可能维持得住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工在家乡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们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让农民工将返乡平均年龄由之前50岁提前到49岁或48岁。农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就不是一个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返乡造成的社会混乱。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