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有限全球化”现象并非是“去中国化”

“有限全球化”现象并非是“去中国化”—— 从“超级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

《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郑永年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2020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波及。疫情促使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受到抑制，并可能会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际贸易投资形式，部分产业回流本国。当各国都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时，全球化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即从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全球化”。

具体来看，这次疫情中，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发生后情况依然严峻和惨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使得口罩、洗手液、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全国统一行动的政治制度优势，也是因为医疗物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虽然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出现短缺，但是随着产能快速提升，供应紧张状况很快得以缓解，并且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向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物资。因此，疫情之后，各国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角度还是经济安全角度考虑，都会更多地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化将转变为“有限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像一些人认为的是“去中国化”？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强行迁回国内或者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等国家主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那些因为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保因素而迁到其他国家的企业更不能被视为是“去中国化”。不管如何，对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迁移进行过度民族主义的解释无助于认识问题的本质和找到应对问题的有效方法。

从短期看，“有限全球化”的确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其二，疫情结束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产业链完整的国家，而且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有限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有限全球化”下，尽管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会将部分企业迁回本国本地，但这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完成，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就像我常说的“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世界上存在以中国、美国为中心的两个巨大市场，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都不能放弃，产业关联情况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后疫情时代，各国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战。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独善其身。

本书中，笔者围绕“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这一主题，探讨了疫情中西方和中国的政治与科学、东西方“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后疫情时代的有限全球化、后疫情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机遇等重大问题，详细分析了各国政府在疫情中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美国的种族主义情结、中国治理制度以及个人意志和责任担当等因素对防控疫情的作用和影响；详细分析了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各国政府抗疫成绩的巨大差异引发的中西方抗疫能力之争以及中西制度之争；详细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开放情况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方案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已经对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世界秩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与西方世界接下来如何自我调适以在后疫情时代顺利、迅速复苏，是世界各国政府都要着重考虑的问题。笔者近一年来对各国政府抗击疫情的情况、疫情对世界各方的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的变化等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这次根据“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这一主题将研究的相关内容汇集起来，遂成此书。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